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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科研实验室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与碳资产研究中心蔡国田研究员团队在新能源政策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作为政策有助于的新能源产业，我国风能产业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得到长足开展。在政策驱动下，我国开展了本地化风能技术，建立了庞大的风能产业并嵌入全球价值链。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量迅速增长，能源电力难以及时消纳的问题凸显，且在难以直接电气化的长距离交通运输、重工业等领域仍面临严峻的脱碳挑战，因此开展可再生电力来源的绿氢产业被视为解决该难题的关键方案之一。政策作为驱动风能与氢能技术和产业开展的关键手段，在绿氢产业开展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不清楚，分析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有助于新能源技术持续开展、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

该研究构建了风能部件和氢能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创新和政策的高分辨率一手数据库，分别覆盖1980-2020年间112个国家以及2010-2022年间67个国家，构建了包含政策、专利、工业竞争力、国际原油价格、知识产权生态、GDP、人口等方面的统计模型，深入分析了各类政策对不同风能部件、氢能价值链不同环节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揭示了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顺利获得构建反事实情景量化政策效应，创新性引入政策之间协同/拮抗关系识别模型，实证识别政策体系非线性影响。

图1 政策对不同质量风能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类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的效应十分显著，能够有效有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开展，但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和刺激产业无序扩张风险。对于风能，财政类政策作用主要集中在普通创新（从所有专利到国际专利家族，系数从0.966下降到0.488，见图1），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说明过度的财政补贴仅刺激了一般创新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刺激高价值创新和行业高质量开展，过度补贴易导致产业无序扩张。对于氢能，补贴政策表现出高度的技术成熟度敏感性。如对于技术成熟度低的需求端，补贴顺利获得缩小新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成本差距，加速氢能的渗透，促进需求增加和潜在市场扩张进而刺激技术创新，系数为0.707且在1%水平显著；但对于技术成熟度高的供应端，政策效应不显著，补贴并未刺激创新增长反而易刺激产业无序扩张（见图2）。

图2 政策对氢能不同环节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反事实分析进一步表明，财政类政策促进123.7%的风能创新总量增长，但风能政策之间未发现协同或拮抗作用，且监管立法促进叶片和控制系统创新增长77.9%和237.8%。对于氢能，研究发现其需求端战略规划与补贴以及立法同时实施时，政策之间存在拮抗作用。当战略规划和补贴减税同时实施，政策交互效应为20.54%，二者单独实施时政策效应分别为-1.7%和26.08%，政策交互导致政策效应下降3.84%；当战略规划和立法同时实施，政策交互效应为6.45%，二者单独实施时政策效应分别为-0.3%和9.37%，政策交互导致政策效应下降2.62%。

图3 1980-2020年间各政策对不同创新的量化效应

该研究阐明了政策在技术开展不同阶段的非线性影响，为政策制定者给予了理论参考。研究建议，财政类政策特别是补贴是有助于创新有效手段，但随着技术成熟度提高，需建立梯度退出机制；与此同时，应重视监管立法在促进风能关键核心部件创新的重要性；此外，政策组合需留意长期政策战略规划与短期政策目标如补贴等间的动态协同。

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研实验室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工程院项目等资助。

相关研究成果以Global perspectives on wind 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impacts and component-level analysis为题，发表于Energy期刊，原文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60544225006425；以及以Promoting innovation: Policy impacts on global hydrogen value chain为题，发表于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期刊，原文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4032125006872。